《红楼梦》自问世以来，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墨客的眼光。时间是最公正的批评家，经过240多年历史的检验，《红楼梦》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，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与伦比的杰作。饶有趣味的是，海安人似乎对《红楼梦》特别喜爱，自该书刊行以来，研究《红楼梦》卓有成效的不乏其人，在全国红学界、戏剧界、文学界形成重大影响的就有仲振奎、蒋和森、何永康、于雷等，颇值得仔细研究探索其中的缘由。
　　　　戏剧改编《红楼梦》第一人———仲振奎
　　仲振奎（1749～？），字春龙，号云涧，清乾隆年间人，别号红豆村樵、花史氏。其父仲鹤庆出生于海安西场镇仲氏书香门第，乾隆十四年中进士，育有二子：仲振奎、仲振履；仲振履嘉庆十三年也中进士，成为海安历史上有名的父子进士。仲振奎也同样才华横溢，但命运坎坷，《泰州志》记载他“少年时已才华出众，诗法杜甫，文宗苏轼”。可他科场失意，仅为监生，一生不得志。老父获罪后，他在扬州、海门等地做过幕僚。中年以后丧女亡妻，心境十分凄凉（颇似曹雪芹）。于是漫游名山大川，足迹遍及十多个省。
　　仲振奎喜爱《红楼梦》，仔细研读之余产生改编《红楼梦》为戏曲的念头，他于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《红楼梦》程甲本刊行之初即改写成《葬花》一折。他在“序言”中云：“壬子秋末，卧疾都门，得《红楼梦》于枕上读之，哀宝玉之痴心，伤黛玉、晴雯之薄命，恶宝钗、袭人之阴险，而喜其书之缠绵悱恻，有手挥目送之妙也，同社刘君请为歌词，乃成《葬花》一折”。于是仲振奎成为我国改编《红楼梦》为戏曲的第一人。
　　清嘉庆二年底（1797）至嘉庆三年初的40天内，仲振奎又继续完成《红楼梦传奇》共56折，前32折写《红楼梦》本事，以宝黛爱情为主线，基本忠于原作；后24折写《红楼梦》故事。阿英编著的《红楼梦戏曲集》编进其32折。仲振奎在《红楼梦传奇》序言中自述：“丁巳秋病，百余日始能扶杖起，珠编玉籍，概封尘网，而又孤闷无聊，遂以歌曲自娱，四十日而成此。”“成之日，挑灯漉酒，呼短童吹玉笛调之，幽怨呜咽，座客有潸然沾襟者。”
　　仲振奎改编的《红楼梦传奇》符合戏曲创作规律，既不悉载其事，又不遍及其人，他将“葬花”与“共读西厢”移并一折，使情节更集中，人物更丰满。他把贾母作为鞭挞的主要对象，视史太君为宝黛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，加强了剧本的思想性。于是该剧本很快被优伶采用，粉墨登场，且屡演不衰。《中国近代戏曲史》①第13章《昆曲衰落时代之戏曲》载：道光间杨掌生之《长安看花记》曰：“……红豆村樵《红楼梦传奇》盛传于世……故歌台惟仲云涧本传习最多。”清代戏曲家梁廷柟《曲话》也称赞仲云涧曰：“红楼梦……仲云涧取而删汰，并前后梦而一之。其中穿插之妙，能以白补曲所未及，使无罅漏……今略按三种之著作年代，以上引当时梁氏《曲话》与《看花记》所言推之似仲云涧之作最早……”
　　不仅如此，《红楼梦传奇》问世后，自嘉庆四年（1799）到光绪三年（1877）的近80年中，至少先后出版过三次，已知的有嘉庆四年绿云红雨山房刻本、同治十四年（1875）友于堂刻本和光绪三年上海印书屋排印本……
仲振奎作为戏曲改编《红楼梦》的第一人，不仅对《红楼梦》的传播在当时有着广泛的影响，而且对中国戏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，其历史功绩已彰显于我国戏剧文学史册。
　　　　　誉满中国文坛的红学家———蒋和森
　　继仲振奎戏剧改编《红楼梦》卓有建树，海安又出了一位声名远播中国文坛的红学家———蒋和森。
　　蒋和森（1928～1996），海安县曲塘镇人，195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，同年秋任新华社记者，1953年至1956年任《文艺报》编辑，1956年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，先后任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，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，全国政协委员。
　　蒋和森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，始于1954年在全国开展对俞平伯《红楼梦》研究的批判活动，他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，沉浸到曹雪芹所构建的宏博艳丽而又悲婉深远的艺术世界中。在这之前，蒋和森读过大量世界文学名著，他感到中国有《红楼梦》这部书实在了不起，即使不能说曹雪芹超过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这些世界文学大师，但至少可以说是各有千秋，而曹雪芹却比托尔斯泰、巴尔扎克等早约一个世纪就登上世界文学高峰。正是怀着对《红楼梦》作者近乎感激的心情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，蒋和森未至“而立”之年，“学生时代的服装还没有在办公的桌子上磨破”的时候，即开始《红楼梦》的研究，走上他学者和作家的道路。
　　蒋和森写出《红楼梦论稿》的最初几个篇章，稿子投向何方？颇费斟酌。在当时可以发表3万字长篇论文的刊物几乎没有。他似乎觉得写过《夜歌》的诗人何其芳与他有某种相通的东西，于是他把稿子寄给这位素昧平生的诗人。不久，他接到了何其芳用小楷写于“夜三点”的5页长信。蒋和森遵嘱将信和稿子寄给《人民文学》。1956年6月号《人民文学》登出蒋和森的《贾宝玉论》。对此，《新华月报》作了报道，引起整个文学界的广泛注意。面对这篇长文新颖精辟的观点，充满激情的诗一般的语言，人们不敢相信这竟出自一位26岁的青年之手。随后蒋和森就被调至何其芳任所长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（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身）古代文学组，与之共事的有何其芳、俞平伯、钱钟书、余冠英等饮誉海内外的一流学者。
　　紧接着，蒋和森怀着对《红楼梦》深深的挚爱，伴着长夜孤灯，对着那些仿佛可以听到他们呼吸的《红楼梦》人物，撰写着他的一篇篇评论，相继发表了《林黛玉论》、《薛宝钗论》、《探春论》、《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》等一系列论文，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25万多字的《红楼梦论稿》。
　　刚刚30岁的蒋和森，以他的一部《红楼梦论稿》为红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。他把理性分析和美学鉴赏融为一体，以诗一样的境界，诗一样的感情，诗一样的结构，诗一样的语言，阐发了《红楼梦》深刻的美学意蕴。在他之前，还没有一部红学著作引起过众多读者的强烈共鸣，引起众多读者的热情回响，以至许多少男少女像读《红楼梦》一样为《红楼梦论稿》而倾倒、而流泪。可以说《红楼梦论稿》是我国红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。《论稿》给青年蒋和森带来很高的声誉，确立了他在红学研究领域的地位。
　　1981年，他将原来的《红楼梦论稿》作了补充、校订、修改，又新增了1963年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以后发表的红学论文再版。1990年又一次增印出版。在重版前后，蒋和森收到了更多读者的来信，女作家叶文玲给蒋和森的信中说：“我老早就是您作品的热忱读者。20余年前，您的《林黛玉论》、《贾宝玉论》是使我最牵情的篇章之一，您大概不会想到那时在遥远的江南小镇，一个黄毛丫头怎样被您的文笔感动得泪落如珠，虔诚地在笔记本上记下您文中的许多精辟语句……”学者舒芜则感叹：“中国何幸而有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何幸而有‘红学’！像《红楼梦论稿》这样的书，可惜太少太少了。”一位普通读者在信中说：“在我刚刚被抄了家时，老想着死字。读了你的《林黛玉论》，像一只神奇的手，拨动了我心中从未发过声的弦。我这才发现书是一个伟大的东西，竟是那么圣洁、高尚……”著名作家魏明伦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，居然能当着蒋和森的面背诵他《红楼梦论稿》中的篇章。
　　1979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出版蒋和森的《红楼梦论稿》一书，并连续重版3次。后来该书还被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小川阳一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，继而被台湾《国文天地》杂志社重排出版。如今，人们只要谈到《红楼梦》，就必然谈起蒋和森的《红楼梦论稿》，两者似乎紧密联系到一起。曹雪芹地下有知，当万分感激海安乡土走出的这位白面书生。这是海安人研读《红楼梦》取得的最崇高的荣誉。
　　　　　文化底蕴深厚———“红学”在海安代代有传人
　　海安是江海平原上成陆最早的地方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。《红楼梦》诞生的渊源与古代扬州有很大关联（曹家世袭江宁织造），据专家考证，曹雪芹随祖上在扬州住过很长时间，见证了曹家在扬州迎幸皇帝的许多大场面，对江淮地区的繁华、风土人情、语言习俗等非常熟悉。只是后来曹家被抄，曹雪芹才回到北京，在香山黄叶村过着“绳床瓦灶”的穷困日子，并写作《红楼梦》。所以早在汉代就已开凿的上官运盐河（从扬州湾头至海安三十里墩），把扬州与海安紧紧连系在一起。因此海安人说扬州话，吃维扬菜，早就烙上了扬州人的许多文化印记，这就是斯文儒雅、崇文尚教。因此《红楼梦》的抄本、石印本早就传到海安。以至士宦之门、小康之家，都以有《红楼梦》一书为荣。虽说海安屡经战火洗劫，可早期的石印本仍有流传。笔者手头就有成书于清代的《全图增评金玉缘》（《红楼梦》异名）残卷。
　　正因为海安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海安人读《红楼梦》代代有才人。如今在阅读研究《红楼梦》上卓有成就的又有两位，其一为：
　　何永康，1943年出生于海安镇。1965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（本科）。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、教授、研究生导师、省红楼梦学会副会长。何永康先生亦以苦学著称，于红学从美学切入，论文《曹雪芹的主观命意和红楼梦的客观意蕴》，以哲学底蕴探讨《红楼梦》的美学成就，言之有据，论之有理，1985年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。其代表作《红楼美学》一书1986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因有强大的哲理支撑，迅即引起红学界前辈的注目。披读全书，深感他以整个心灵与热情感受红楼梦作者对美的追求，对丑的鞭挞，对未来含着泪水的期望，确实不同凡响。
　　另一位则是以海安作为第二故乡的“南大才子”于雷。有道是“橘生淮南则为橘”。于雷大学毕业后即到海安工作，一蹲就是数十年。大概是海安人读《红楼梦》的传统氛围感染了他，于雷执教从政之余，也迷上了《红楼梦》，他一头扎进去，终不悔悟……若详细陈述他的研究状况，则显语赘，不妨读读他的成就简介：
　　于雷，1943年生于滨海县。1968年毕业于南大中文系，分配至海安县，先后在教师进修学校、县级机关工作，现为南通电大海安分校高级讲师，省红楼梦学会理事。他受蒋和森、何永康二人的影响与鼓励投入红学研究。先后写出许多阅读欣赏《红楼梦》人物的学术论文。1995年1月结集《红楼悟识》，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蒋和森题签，何永康作序，给予很高评价；接着又另辟蹊径结合《红楼梦》情节与人物写起随笔，2003年7月《梦断红楼》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，何永康作序，徐乃为写跋。两部作品，前者从美学切入，综论主题、人物的历史意蕴和审美价值，对书中正、反面和中间人物形象的审美体验深刻，有独到的见解，哲理思辨力亦强，文笔活泼，可读性强。后者则是“红楼随笔”，即文艺随笔，不时闪发战斗的火花，作者将昨日的空间与今天的空间衔接，历史为现实所用，让读者与《红楼梦》贴得更近。他认为这样做“有助于我们进行人文精神的反思和批判，有助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创新……
　　见微知著，读了这段简介，就可以看出于雷在红学研究上确有建树……
　　海安治学从事红学研究的人还有很多，尤其是有许多年轻人像先辈一样醉心于品读《红楼梦》，从中发现美的意蕴，从中吸取文学素养，进而步入文学的殿堂。如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坚勇，剧作家张贵驰等，都是从捧读《红楼梦》入门而有所建树的，恕不一一例举。
　　　　探根究源———语言认同是海安出红学家的主导诱因
　　海安人喜爱《红楼梦》，从本质上说可能缘于语言习惯，因海安方言隶属江淮方言，而江淮方言贴近北方语言，因此许多海安话都可以从《红楼梦》中找到相同的句式。
　　如前所说，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在扬州生活过，自然熟悉江淮方言，而清人写小说，讲究通俗，自然要把顺畅的口语写进小说。比如海安人口语好说“打发”，要准备、要收拾、要处理什么东西，就说“打发”；若是为他人做行前准备，也说“打发他走了”，“打发人接你去”。而《红楼梦》里这种说法多的是：
　　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一回：“撕扇子作千金一笑，因麒麟伏白首双星”里就有这样的描写：“刚只说着，只见宝玉来了，笑道：‘云妹妹来了。怎么前儿打发人接你去，怎么不来了？’……”这“打发”就和海安方言的说法如出一辙。又如宝玉与晴雯关于洗澡的对话，宝玉笑道：“既这么着，你也不许洗去，只洗洗手来拿果子吃罢。”晴雯笑道：“我慌张得很，连扇子还跌折了，那里还配打发吃果子。倘或再打破了盘子，还更了不得呢。”
　　这里的“打发”就是收拾、准备的意思，海安人至今都这么说。
　　再比如海安有人住院，生小孩坐月子，去帮忙照应的人常说“伏侍”。这是典型的海安方言，江淮地区的人也这么说。《红楼梦》里偏偏也有，上面提到的这一回里就这样写着：史湘云“见过了李宫裁，少坐片时，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，因回头说道：‘你们不必跟着，只管瞧你们的朋友亲威去，留下翠缕伏侍就是了。’”……这“伏侍”就是照应、侍候的意思。几百年前《红楼梦》里写的与现在海安人还在说的，一模一样，你说奇不奇？ 
　　如果有人以为这还不够，我们不妨再随意挑一些海安人常说的方言俗谚，都可以到《红楼梦》中检索到类似的说法。比如“随乡入乡”，“牡丹虽好，全仗绿叶扶持”；“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”；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，以及“不是冤家不聚头”、“求人不如求己”、“生米做成熟饭”、“井水不犯河水”、“得饶人处且饶人”、“听见风就是雨”等等，都可以分别到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、一百一十回、六十回、八十一回、二十九回、七十二回、六十四回、六十九回、五十九回、五十七回中找到相同的说法。就连“打抽丰”（亦叫打秋风）、“多早晚”这种极具地域特色的方言俚语，《红楼梦》里都有，比如第三十九回，“平儿出了园门，来至家内，只见凤姐儿不在房里，忽见上回来打抽丰②的那刘姥姥和板儿又来了……”而第八回写黛玉与宝玉斗嘴，黛玉见宝玉让人拿斗篷便道：“是不是？我来了，他就该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多早晚说要去来着？不过拿来预备着。”……像这样的家常俚语，《红楼梦》里写的与海安人现实生活中说的一样的，比比皆是，举不胜举。你说，海安人怎能不喜欢《红楼梦》？怎能不认真读《红楼梦》？
　　所以海安人读《红楼梦》特亲切，特有情趣。有情趣读了就有滋味，有滋味才有人去研究，于是海安就出戏剧家，出红学家，出文学家……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海安悠久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。
　　不管你信不信，海安方言与《红楼梦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海安出红学家是真的。

注：
① 《中国近代戏曲史》，青木正儿原著，王古鲁译，作家出版社，1958年版。
② 指依托亲威朋友关系向人家要求赠送钱物，称“打秋风”，也作“打抽丰”。